文：新光醫院精神科 主治醫師 陳俊光
門診室中，一對夫妻正在互相指責，指責對方該為婚姻中的衝突負責，對方才是病人，才是該看精神科的人。
看著他們，我彷彿回到宗教改革時的歐洲：新教徒與舊教徒間用紙筆或用刀劍互相攻擊，指責對方是異端、是魔鬼附身，得勝的一方就把對方送上火刑臺，把異己者燒成灰，也暫時燒掉了自己的恐懼──被人群排斥、被燒成灰燼的恐懼。而精神科就是現代的宗教裁判所，醫師是宗教裁判官，病房就是火刑臺。
人們害怕精神科，因為他們害怕被判生病像怕被判有罪，他們怕被人群排斥就像怕被監禁隔離；而許多人面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態度也就像面對罪犯或異教徒，排斥、拒絕、漠視、甚或剝奪其基本權利，也無怪乎這麼多人視精神科就醫為畏途了。
然而，精神疾病患者和其他人（所謂“正常人”）真有那麼大的差別嗎？
我們指稱一個人是否為精神病人之準繩乃是：這個人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這時代所認可的行為模式。
──荷妮 焦慮的現代人
Karen Horney :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荷妮指出：我們對正常的概念，乃是根據某一團體加諸其成員的行為和感覺標準而定的。然而事實上，這些標準會隨不同文化、時代、階級和性別而有差異。封建貴族們會認為：男人整日游手好閒、只在打獵或作戰時才活動是十分自然的；而小資產階級如果表現出這種行為態度，則會被認為精神不正常。現代精神醫學常以幻覺作為疾病診斷依據；但是在印地安人中，對幻象的體驗乃是精靈所賜予的無上榮耀，是天賦異稟的證明。在一百多年前的歐洲，手淫、口交或婚前性行為被認為是不正常的；時至今日，還有這種想法的人反而會被認為是怪異的。
許多的學者曾探究瘋狂的觀念及其起源，其中尤以傅柯（Michel Foucault）為代表。廣被接受的看法認為：瘋狂的概念與中世紀的女巫審判和痲瘋病院有關；當時有不少行為異於習俗者被當作女巫燒死，隔離脫軌者的作法則源自隔離痲瘋病的概念和社會經濟需要，而女巫與痲瘋病患均被視為魔鬼附身，是邪惡的罪人與不潔淨者。
一直到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代，科學的概念才逐漸取代了原來的神學概念。從那時候起，瘋人不再被視為魔鬼附身的罪人，而是像一些會傷害他人或沒有生產力的人；不變的是，他們仍然被視為不潔淨的，他們仍然被排斥、隔離，如同罪犯、酒鬼、淫行者，以及乞丐、窮人等不能適應社會生活的人。
紐約大學精神病學教授薩斯指出：現代精神病學的意識型態，僅是傳統基督教意識型態在科學時代的變形而已。
人不再生來就是罪人，而變成生來就是病人。
而引導（控制）這些罪人（病人）的責任（權力），也由神父轉交到醫師的手中。
事實上，近數十年來，精神醫學界已逐漸變得較為謙虛而能反省：自知所謂的異常狀態必須考慮社會文化因素，自然有其主觀的侷限性。
因此，所有精神疾病的診斷準則均包含這一條件：“此狀況已造成當事人本身的困擾或是社會功能的損害”；雖然仍保留社會功能（適應）的字眼，但至少願意考慮當事人的感受並將其置於前面，較諸過去數百年的精神病學觀念，顯然是重大的進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一九七三年在美國精神科學會中，醫師們終於正式將同性戀排除在精神疾病之外。
既然如此，何以精神疾病還是這麼令人懼怕，這麼被排斥呢？
人們不能藉著禁閉自己的鄰人來確認自己神志健全。
──杜思妥也夫思基 作家日記
Dostoievsky : Diary of a Writer
一個智能不足者每天耗費國家三點五馬克，精神病患則是每天四馬克，癲癇患者則耗費每天四點五馬克，以上三種人平均每天花費國家四馬克；他們占德國人口約二十萬人。如果他們全部消失，國家一年可以省下多少錢？
──電影“美麗人生”
（Beautiful Life）
就像人們需要偶像崇拜，人們也需要有共同的敵人，他們藉此確認彼此的共通性，確認他們是屬於同一個團體的；而藉著施加於這共同敵人身上的暴力懲罰，他們更可以彼此嚇阻，嚇阻他人不觸犯這個團體的禁忌；藉著這共同敵人的鮮血，人們也自覺獲得淨化與救贖。
而這幾乎是社會學的定律，即：社會規範的要求與真實的人們行為之間落差愈大時，就愈需要犧牲一些代罪羔羊，以便維持人們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神話，以及人們公開主張的倫理觀念。
舊約聖經利未記有一篇記載可作為最古老而貼切的說明：
“亞倫兩手按在活公羊的頭上，承認以色列人諸般的罪孽與過錯；並將他們一切的罪愆都歸在公羊的頭上，藉著受委託者的手送到曠野去。要把這隻羊放在曠野，這隻羊要承擔他們（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孽，並帶到無人之地。”
精神病人就是這個時代的羔羊。人們用瘋人代表負面，透過對比，凸顯社會或個人那虛構的正常性。
於是，從基督徒殉教者開始，到女巫審判、到異教徒，到猶太人、吉普賽人、黑人、「黃禍」，到同性戀者、政治上的異議分子，這形形色色的人對人的迫害，都是代罪羔羊的獻祭。社會把恐懼與矛盾轉移並固定在一種虛構的形象上，其他的矛盾得以（暫時）消解，社會和個人得以（假象地）淨化。
瘋狂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成為重要的象徵與代罪羔羊。起初癲狂者被驅逐出眾人居住的城市，有的被送上愚人船，終其一生在各城市間的河川上漂流。其後他們被送到教會或政府設立的大型療養院中，冷月孤窗（甚至腳鐐手銬）伴其餘年。在納粹時代的德國，他們與猶太人、共產黨（另兩種代罪羔羊）一同被送入毒氣室，為的是“潔淨日爾曼民族的血液”、同時“節省國家資源以供戰爭所需”。
而最離奇的是：史達林時代的蘇聯，經常將政治異議者當作精神病患，並將之隔離監禁，這又是利用精神病學作為社會控制手段的實例。
然而，精神醫學界也不缺乏勇於反省改革的先驅。皮內爾（Pinel）在十九世紀初即致力於解放精神病人；一九六零年代美國的去機構化運動（deinstitution- alization）也讓許多病患得以重返社會。當然以更前進的觀點檢視這兩個行動，仍可發現其中混有些偏見，執行的過程中也有許多問題發生；但比起過去數百年來的壓迫，這樣的努力實在是值得讚美的。甚至在納粹高壓統治下的德國，也有不少精神科醫師不顧個人前途，願意犧牲自己的權益（甚至生命與自由），反抗希特勒的精神病淨化政策。
人類必然瘋狂，而不瘋狂也意謂著另一種形式的瘋狂。
──巴斯卡（Blaise Pascal）沉思錄 卷六 思想的尊嚴
根據一般的統計，歐美大約五分之一的人一生中至少有過一次以上的憂鬱症（各種型式的）發作，患有（某一種）焦慮性疾患的更高達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即便是被視為較嚴重而少見的精神分裂症或躁鬱症，也各占一般人口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臺灣應該相距不遠。這麼常見的疾病、這麼多的患者，為何周圍卻少有人（願意被別人知道）曾至精神科就診，少有人自認有這方面的困擾呢？是否他們害怕承受過去歷史上女巫、異教徒、乃至痲瘋病患者的相同命運，害怕被排斥、被剝奪作為社會人的權利呢？
的確，目前社會上仍充斥著對精神疾病（以及各種差異狀態）的偏見與歧視。周圍人們怪異的眼光、工作上的限制、各種私人保險的不公平對待、甚至曾有人主張精神病患不得搭乘捷運；而一旦被視為精神病患，往往其言說就被視為無意義的聲音（如同異教徒、吉普賽人、政治異議分子、弱勢者等沒有聲音的人）。難怪人們害怕被當成病患，而且會在有激烈爭執時努力把對方定義為精神病患──就像那對在診間吵架的夫妻。值得警惕的是，人們在逃避精神疾病（或同性戀、……）污名的同時，是不是也更加強了這污名化、這歧視與迫害的嚴重性呢？
值得慶幸的是，越來越多精神醫療（及各種助人專業）人員對個案具有善意且尊重的──當然，以更前進的標準而言仍有不足。專業人員願意把個案視為完整的人，在大部分的狀況下有完整的人權；願意維護個案的隱私，也願意協助個案爭取應有的權益。更重要的是，愈來愈多的專業人員開始學習：不再把個案視為“病人”，不再用疾病看待個案的一切；畢竟，求助者不一定是“病人”，他們是“受苦的人”。
我們希望：有困擾的人的人能勇於向專業人員求助，無論是生活作習上、情緒處理上、或是人際關係上的困擾，或是其他科醫師或親友建議尋求協助的狀況，一般專業人員都會在尊重個案的前提下盡力協助處理。也希望我們的社會能更尊重這些受苦的人、尊重各種差異狀態，不再以瘋狂或疾病之名行歧視迫害之實。
作者簡介：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台灣向日葵全人發展協會附設向日葵工作室心理治療專業人員
KingNet國家網路醫院 一般門診 精神科線上諮詢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