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恩主公醫院院長 陳榮基
台灣民間對醫療糾紛的不理性態度已夠醫界困擾，如果再加上法官撈過界，對醫師做非理性的判決，恐怕更會嚇走醫師的愛心。
最近（二ＯＯＯ年八月）據報載，醫師因注射維他命乙一，乳癌病人過敏反應致死，台北地院法官以「醫師在處置前僅以口頭詢問病人有無過敏病史，而沒有做過敏測試，顯有怠忽職守，且維他命乙一非必要用藥」，判處醫師過失，應賠償四百八十七萬餘元。
其實，醫學上已知，藥物過敏反應不可預測，無法確保過敏反應之是否會發生，亦即測試時縱使沒有過敏反應，真正用藥時也可能發生反應；有時在做測試時即發生了過敏反應。因此，現今醫界一般並不主張做事前之過敏測試，醫師只要事前曾確定病人無對該藥的過敏病史，並備有急救設施，在過敏發生時，做適當的急救處置，就已盡了應注意的義務而沒有過失了。
而乳癌病人手術後禁，醫師給予注射點滴及營養劑並加入綜合維他命，包括維他命乙一，是國內甚至國外常見的處置。
該案曾經衛生署鑑定委員會鑑定醫師無過失，法官居然不採納專家意見，而以健保局審核用藥給付的標準，認定維他命乙一「非必要用藥」，而判處醫師過失。「健保局認定非必要而不給付之用藥」是健保的經濟考量，並非醫學上不可或不必要使用的藥。其實，醫學上使用安慰劑或營養劑，自有其醫學的使用理由或價值，該不該用藥、或用何種藥物，應由醫師視病人當時的狀況來決定，而且醫師診療常須在幾分鐘內下判斷做處置，不是法院可以輕易在事後裁示的。
醫者仁術，但因牽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仍必須受道德及法律的規範。當醫療行為的結果超乎病家的期待時，即可能引起醫療糾紛，有時會導致民事乃至刑事的責任。現代的醫事從業人員及醫療機構人員不能不知法律的規定，並遵守之。如何善盡救人的天職，避免糾紛的發生，以維歷久不衰的愛心，是今日醫界的一大課題。
「醫療傷害」或稱「醫源傷害」係指病人在醫療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傷害，故又稱為「不良的醫療結果」，它可以分為兩類：
1. 可以避免的傷害：係指醫療提供者在診治病人的過程中疏於遵照正常的醫療標準，因而造成病人的傷害或死亡。
2. 不可避免的傷害：係指醫療提供者已遵照正常的醫療標準來治療病人，倡因為醫療過程中的正常風險，病人受到傷害或死亡。
前者醫師有過失，後者則非醫師的責任了。
「醫療糾紛」或稱「醫療爭議」，係指醫療提供者與病人（或病人家屬）之間，在醫療過程中，因上述醫療傷害的問題所形成的民事或刑事糾紛。而此爭議並不限於向法院提出訴訟的方式，病人（或其家屬）以口頭（電話）或書面方式，向醫事人員本人、醫院、地方衛生主管機構或其他社會團體提出者皆屬。有時雖無醫療傷害的發生，但也可因態度或收費問題而受到抱怨或投訴。
近年來，醫學的進步雖然使可救的疾病增加，人類平均壽命延長，但是隨著資訊的發達，人權的高漲，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醫療糾紛案件有日益增加的趨勢，台灣也不能免除於此趨勢。半個世紀以前，醫師在面對猩紅熱的小病人時，只能親切地坐在病榻旁，握著病人的手與家屬一起陪著小病人走完人生最後的旅程；小病人斷氣後，家屬還會露醫師深深一鞠躬，感謝醫師的盡心照顧。在今天，醫師以幾劑盤尼西林就可治好這位小病人，但卻可能因為收費或態度問題，換來家屬的指責！
醫療糾紛的增加破壞了傳統一向和諧的醫師與病人的關係，造成醫病之間彼此的不信任，乃致對立。對醫療提供者及病家都有傷害，而對醫療體系最明顯的衝擊即是助長醫療成本的上漲，醫師可能必須花費許多時間、心力與金錢，來解決其與病人之間所產生的爭議或纏訟多年，不能集中精力於病人的診斷與照顧。
面對醫療責任的不確定性與日益增加的醫療糾紛，有些醫師也可能被迫採取「防禦性的醫療行為」，以求自保。有些防禦行為是有正面意義的，諸如增加檢驗的項目和增加病人的複診次數（當然也增加了醫療費用），及做更完整的病歷記錄。但是負面性的防禦行為則可能使醫師避「重」就「輕」，對醫療傷害風險較高的病人，如急診的病患或病況複雜或嚴重的病人，儘可能將其轉診，不敢或不願爭取時效以盡力搶救。有時導致病人在輾轉轉送的過程中，耽誤了病情的不幸。
在美國邁阿密曾經有位神經外科醫師急診一位頸椎外傷的病患，醫師立刻進行緊急手術，結果病人四肢癱瘓，醫師被告以「沒有及時轉診脊椎治療中心」；後來又有一位類似病人急診，醫師馬上將其轉往脊椎中心，結果病人還是四肢癱瘓，醫師又被告以「沒有及時急救」，延誤他的病情。最後是該醫師提前退休，不願再受此類糾紛的困擾。我也曾聽聞一位行醫的同學的弟弟因車禍被輾轉轉診三家醫院，耽誤病情而死亡的不幸事例。
此外，醫療糾紛的增加，也有可能迫使醫師改變執業科別或地點，或甚而放棄執業。今天國內外科、婦產科及麻醉科醫師的短缺，皮膚科、復健科醫師的熱門，以及醫師提早退休或轉往國外，有一部分即可能是受到醫療糾紛增加所賜，有些國家或地方已逐漸有找不到接生的產科醫（婦產科醫師紛紛提早選擇婦科，放棄產科業務！）或開刀的外科醫師的隱憂。
在台灣，醫療糾紛的處理常循非理性的自力救濟途徑（如抬棺抗議、暴力恐嚇或黑道勒索之威脅）或訴諸刑事訴訟，造成醫師極大的困擾。根據筆者等（一九九三年）給衛生署的研究報告指出，民國八十年台灣共發生二七八一件醫療糾紛案件，在總計一九九二一名醫師中，推算有二一五一位醫師（11﹪）曾經遭遇到醫療糾紛；但是過去五年內，有26﹪醫師曾經遭遇到醫療糾紛；而44﹪醫師在其執業生涯中曾經有過醫療糾紛的經驗。所有案件的解決途徑，15.7﹪透過司法訴訟，其中的82.3﹪進行的是刑事訴訟，44﹪進行民事訴訟（有些案件包含刑事及民事，故加總超過100﹪）。雖然訴訟結果病人勝訴的只占3.4﹪，但是有42﹪的案件，是在訴訟前以和解或調處解決，這些和解或調處解決的案件，病家大多得到了某些金錢的補償。此外，56.3﹪的案件曾經出現恐嚇或勒索的自力救濟行為。
如何預防或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應是所有醫事人員尤其是醫師重要的課題，下列幾點原則常被提及：
1. 視病猶親，常保親切的態度。
2. 充分溝通，隨時與病人及家屬說明病情進展及處置計劃。
3. 充實自己，保持符合當時當地的醫療水準。
4. 完整的病歷記載，包括追縱的計劃。
5. 不要隨便批評別的醫師（有時後面接手的醫師，未能體諒前面醫師診治時的情況，以「後見之明」，隨口批評前醫，常會引起前者很大的傷害！）
6. 尊重病人及家屬。
醫療的歸醫療，法律的歸法律，台灣民間對醫療糾紛的不理性態度已夠醫界困擾，如果法官再撈過界，對醫師做非理性的判決，以法律干擾醫療行為，恐怕更會嚇走醫師的愛心，讓醫病關係更惡化，破壞社會詳和，將來受害的不只是醫界，更是會生病的全體民眾，當然也包括法界的朋友了。
維持歷久不衰的「愛心」與「笑容」，是行醫成功的不二法門，願醫界全體同仁不要被無理的醫療糾紛嚇走了無盡的愛心！
台灣民間對醫療糾紛的不理性態度已夠醫界困擾，如果再加上法官撈過界，對醫師做非理性的判決，恐怕更會嚇走醫師的愛心。
最近（二ＯＯＯ年八月）據報載，醫師因注射維他命乙一，乳癌病人過敏反應致死，台北地院法官以「醫師在處置前僅以口頭詢問病人有無過敏病史，而沒有做過敏測試，顯有怠忽職守，且維他命乙一非必要用藥」，判處醫師過失，應賠償四百八十七萬餘元。
其實，醫學上已知，藥物過敏反應不可預測，無法確保過敏反應之是否會發生，亦即測試時縱使沒有過敏反應，真正用藥時也可能發生反應；有時在做測試時即發生了過敏反應。因此，現今醫界一般並不主張做事前之過敏測試，醫師只要事前曾確定病人無對該藥的過敏病史，並備有急救設施，在過敏發生時，做適當的急救處置，就已盡了應注意的義務而沒有過失了。
而乳癌病人手術後禁，醫師給予注射點滴及營養劑並加入綜合維他命，包括維他命乙一，是國內甚至國外常見的處置。
該案曾經衛生署鑑定委員會鑑定醫師無過失，法官居然不採納專家意見，而以健保局審核用藥給付的標準，認定維他命乙一「非必要用藥」，而判處醫師過失。「健保局認定非必要而不給付之用藥」是健保的經濟考量，並非醫學上不可或不必要使用的藥。其實，醫學上使用安慰劑或營養劑，自有其醫學的使用理由或價值，該不該用藥、或用何種藥物，應由醫師視病人當時的狀況來決定，而且醫師診療常須在幾分鐘內下判斷做處置，不是法院可以輕易在事後裁示的。
醫者仁術，但因牽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仍必須受道德及法律的規範。當醫療行為的結果超乎病家的期待時，即可能引起醫療糾紛，有時會導致民事乃至刑事的責任。現代的醫事從業人員及醫療機構人員不能不知法律的規定，並遵守之。如何善盡救人的天職，避免糾紛的發生，以維歷久不衰的愛心，是今日醫界的一大課題。
「醫療傷害」或稱「醫源傷害」係指病人在醫療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傷害，故又稱為「不良的醫療結果」，它可以分為兩類：
1. 可以避免的傷害：係指醫療提供者在診治病人的過程中疏於遵照正常的醫療標準，因而造成病人的傷害或死亡。
2. 不可避免的傷害：係指醫療提供者已遵照正常的醫療標準來治療病人，倡因為醫療過程中的正常風險，病人受到傷害或死亡。
前者醫師有過失，後者則非醫師的責任了。
「醫療糾紛」或稱「醫療爭議」，係指醫療提供者與病人（或病人家屬）之間，在醫療過程中，因上述醫療傷害的問題所形成的民事或刑事糾紛。而此爭議並不限於向法院提出訴訟的方式，病人（或其家屬）以口頭（電話）或書面方式，向醫事人員本人、醫院、地方衛生主管機構或其他社會團體提出者皆屬。有時雖無醫療傷害的發生，但也可因態度或收費問題而受到抱怨或投訴。
近年來，醫學的進步雖然使可救的疾病增加，人類平均壽命延長，但是隨著資訊的發達，人權的高漲，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醫療糾紛案件有日益增加的趨勢，台灣也不能免除於此趨勢。半個世紀以前，醫師在面對猩紅熱的小病人時，只能親切地坐在病榻旁，握著病人的手與家屬一起陪著小病人走完人生最後的旅程；小病人斷氣後，家屬還會露醫師深深一鞠躬，感謝醫師的盡心照顧。在今天，醫師以幾劑盤尼西林就可治好這位小病人，但卻可能因為收費或態度問題，換來家屬的指責！
醫療糾紛的增加破壞了傳統一向和諧的醫師與病人的關係，造成醫病之間彼此的不信任，乃致對立。對醫療提供者及病家都有傷害，而對醫療體系最明顯的衝擊即是助長醫療成本的上漲，醫師可能必須花費許多時間、心力與金錢，來解決其與病人之間所產生的爭議或纏訟多年，不能集中精力於病人的診斷與照顧。
面對醫療責任的不確定性與日益增加的醫療糾紛，有些醫師也可能被迫採取「防禦性的醫療行為」，以求自保。有些防禦行為是有正面意義的，諸如增加檢驗的項目和增加病人的複診次數（當然也增加了醫療費用），及做更完整的病歷記錄。但是負面性的防禦行為則可能使醫師避「重」就「輕」，對醫療傷害風險較高的病人，如急診的病患或病況複雜或嚴重的病人，儘可能將其轉診，不敢或不願爭取時效以盡力搶救。有時導致病人在輾轉轉送的過程中，耽誤了病情的不幸。
在美國邁阿密曾經有位神經外科醫師急診一位頸椎外傷的病患，醫師立刻進行緊急手術，結果病人四肢癱瘓，醫師被告以「沒有及時轉診脊椎治療中心」；後來又有一位類似病人急診，醫師馬上將其轉往脊椎中心，結果病人還是四肢癱瘓，醫師又被告以「沒有及時急救」，延誤他的病情。最後是該醫師提前退休，不願再受此類糾紛的困擾。我也曾聽聞一位行醫的同學的弟弟因車禍被輾轉轉診三家醫院，耽誤病情而死亡的不幸事例。
此外，醫療糾紛的增加，也有可能迫使醫師改變執業科別或地點，或甚而放棄執業。今天國內外科、婦產科及麻醉科醫師的短缺，皮膚科、復健科醫師的熱門，以及醫師提早退休或轉往國外，有一部分即可能是受到醫療糾紛增加所賜，有些國家或地方已逐漸有找不到接生的產科醫（婦產科醫師紛紛提早選擇婦科，放棄產科業務！）或開刀的外科醫師的隱憂。
在台灣，醫療糾紛的處理常循非理性的自力救濟途徑（如抬棺抗議、暴力恐嚇或黑道勒索之威脅）或訴諸刑事訴訟，造成醫師極大的困擾。根據筆者等（一九九三年）給衛生署的研究報告指出，民國八十年台灣共發生二七八一件醫療糾紛案件，在總計一九九二一名醫師中，推算有二一五一位醫師（11﹪）曾經遭遇到醫療糾紛；但是過去五年內，有26﹪醫師曾經遭遇到醫療糾紛；而44﹪醫師在其執業生涯中曾經有過醫療糾紛的經驗。所有案件的解決途徑，15.7﹪透過司法訴訟，其中的82.3﹪進行的是刑事訴訟，44﹪進行民事訴訟（有些案件包含刑事及民事，故加總超過100﹪）。雖然訴訟結果病人勝訴的只占3.4﹪，但是有42﹪的案件，是在訴訟前以和解或調處解決，這些和解或調處解決的案件，病家大多得到了某些金錢的補償。此外，56.3﹪的案件曾經出現恐嚇或勒索的自力救濟行為。
如何預防或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應是所有醫事人員尤其是醫師重要的課題，下列幾點原則常被提及：
1. 視病猶親，常保親切的態度。
2. 充分溝通，隨時與病人及家屬說明病情進展及處置計劃。
3. 充實自己，保持符合當時當地的醫療水準。
4. 完整的病歷記載，包括追縱的計劃。
5. 不要隨便批評別的醫師（有時後面接手的醫師，未能體諒前面醫師診治時的情況，以「後見之明」，隨口批評前醫，常會引起前者很大的傷害！）
6. 尊重病人及家屬。
醫療的歸醫療，法律的歸法律，台灣民間對醫療糾紛的不理性態度已夠醫界困擾，如果法官再撈過界，對醫師做非理性的判決，以法律干擾醫療行為，恐怕更會嚇走醫師的愛心，讓醫病關係更惡化，破壞社會詳和，將來受害的不只是醫界，更是會生病的全體民眾，當然也包括法界的朋友了。
維持歷久不衰的「愛心」與「笑容」，是行醫成功的不二法門，願醫界全體同仁不要被無理的醫療糾紛嚇走了無盡的愛心！
本文作者：陳榮基 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