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珍．特溫格Jean M. Twenge 整輯/黃慧玫 圖片設計/Kato 文章出處/摘錄自大家出版《i世代報告：更包容、沒有叛逆期，卻也更憂鬱不安，且遲遲無法長大的一代》
「i世代」：出生於1995-2012年間的年輕世代，他們通過社群媒體呼吸，彷彿世界盡在觸手可及的螢幕之下。
在我們身邊，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是i世代，一個新的世代已近在眼前，他們的心理運作和過去世代更是截然不同。這群數位世界的原住民，其實比我們想像的更包容，擁抱差異，但同時卻對未來更有難以言述的不安及恐懼。《i世代報告》一書透過大量權威的數據調查以及深入訪談，試圖以中立客觀的角度，盡可能不預設價值判斷的立場，呈現i世代以及世代差異的面貌。
麥蒂森．霍蘭擁有大多數年輕女孩從小憧憬的一切：漂亮、成績優秀、擅長運動。她在紐澤西州長大，有四個手足，家人關係親密。她後來就讀賓州大學，並加入了田徑隊。就像許多大學生，麥蒂森也會在自己的Instagram 上發照片，包括田徑賽、朋友、參加派對等。她母親跟她說：「麥蒂森，妳在這場派對上看起來好開心。」麥蒂森回答：「媽，那只是張照片而已。」
麥蒂森的Instagram 帳號並沒有呈現她真實的情況──她有憂鬱傾向。她曾經向好友艾瑪傾吐心事，說自己其實害怕長大，一想到未知的將來就驚懼不已。她連汽車駕照都還沒有考到。在賓州大學度過辛苦的第一個學期後，她開始在紐澤西州的家附近看心理治療師。
大一那年的一月，有一天她的父親打電話問她有沒有在費城找到心理治療師，這樣她上學期間才可以繼續治療。「還沒，但是爸你不用擔心啦， 我會找到的。」她說。幾小時後，她從九層樓高的立體停車場屋頂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當時她19歲。
我們至今為止所探討的，都是正常人的心理症侯變化，雖然令人擔憂，但不足以證明罹患了臨床憂鬱症。這些感受仍然非常重要，畢竟有越來越多青少年受到影響，而且是導致更嚴重問題的風險因子， 但大多數時候，這些感受並不會惡化成令人精神衰弱的心理疾患。
那麼問題來了：寂寞、憂鬱、焦慮等感受上升時，罹患憂鬱症以及發生最極端的後果──自殺的可能性，是否會連帶產生變化？
「全美藥物使用與健康調查」(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簡稱NSDUH)由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主持，從2004 年開始以美國的青少年為對象，進行臨床憂鬱症的篩檢調查。該專案派出訓練有素的訪問人員，每年負責評估全美17,000名青少年(12 歲至17 歲)的代表性樣本。參與者透過耳機聆聽題目，再將答案直接輸入筆記型電腦，以保障隱私和機密。
題目參考了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該手冊的重度憂鬱症診斷準則在心理健康診斷上向來被奉為圭臬。
準則包括：每天都情緒低落、失眠、疲勞，或生活樂趣明顯消退，且至少持續出現兩週。該研究是專門設計來驗證美國人心理疾病發生的基準率，無論是否曾經尋求治療都包含在內。這樣的研究在信度與效度方面已經做到盡善盡美。
篩檢測驗的結果顯示，憂鬱症在短時間內呈現驚人的上升：2015 年，青少年經歷重度憂鬱症發作的人數，與2010 年相比，增加了56% (見圖4.10)，功能受到重度損害的人數也增加了60%。
越來越多年輕人不只出現憂鬱症狀和焦慮感，更出現能以臨床診斷的重度憂鬱症。超過九分之一的青少年和十一分之一的年輕人罹患重度憂鬱症，這問題非同小可。而比寂寞感、憂鬱症狀節節高升更嚴重的是，這些被奉為圭臬的資料顯示美國青少年的生活出了一些嚴重的問題。
如同憂鬱症狀和寂寞感，在重度憂鬱症發作方面，青少女(比較容易過度使用社群媒體)增加的幅度也大得多。2015 年，每五名青少女中就有一人在過去一年有過重度憂鬱症發作(見圖4.10)。
憂鬱的青少年更容易自殘，例如割傷自己。紐約市貝爾維尤醫院精神科醫生法迪．哈達德（Fadi Haddad）接受《時代》雜誌訪問時表示：「每個星期都會有一個為社群媒體上的八卦或事件而不安的年輕女孩來掛急診。」那些病例掛急診的原因幾乎都是割傷自己。
2011 年到2016 年，表示曾經刻意傷害自己的大學生人數增加了6%(依據美國大學健康協會調查結果)。一些青少年會在社群媒體上討論自殘。一項研究發現，Instagram 上「#selfharmmm」(# 自殘殘殘殘)這項主題標籤的貼文數量，從2014 年的170 萬則直線上升到2015 年的240 萬則。標籤中多打了幾個m字，顯然是為了表達愉快的心情。
有些自殘的人覺得愉快，竟然是因為傷害自己能讓他們感到解脫，這真是殘酷的反話。哈達德指出，許多家長都無從得知自己的孩子在社群媒體上做什麼，並為此感到無助。一位母親發現她自殘的女兒有十七個臉書帳號後，馬上就刪除那些帳號。哈達德質疑：「但這樣做有什麼用？ 之後就會出現第十八個。」
重度憂鬱症(尤其病情嚴重者)也是導致自殺的主要風險因子。猶他州立大學學生惠妮．霍華德的高中同學有一次跟她說，她不懂為什麼有人會想自殺，人生有慘到那種程度嗎？惠妮說：「她不知道， 其實我就有過自殺的念頭。……我試過服用過量的止痛藥。」她表示， 憂鬱症是一種「心裡空蕩蕩的，空虛的感覺。(憂鬱症)會讓妳麻木，剝奪妳的快樂、希望和生活樂趣，就像《哈利波特》裡的催狂魔」。
從2009 年到2015 年，前一年曾經認真考慮自殺的高中女學生人數增加了34%，嘗試自殺的人數則增加了43%。認真考慮過自殺的大學生人數在2011年至2016年間躍增了60%。
自殺這種行為會受到密切追蹤，即使自陳報告的調查可能會有不一致之處，也不會影響數據。自殺是憂鬱症最極端、最悲傷的實質結果。如果自殺率上升了，就會是憂鬱情緒已經構成問題的有力證據。
遺憾的是，這個現象已經發生：青少年的自殺率在1990 年代下降、2000 年代趨於穩定，其後又再度上升。2015 年，15 歲至19歲青少年的自殺人數比2007 年增加了46%，12歲至14歲的青少年則增加了2.5 倍。這些數字令人心碎。
青少女自殺率的上升尤為明顯。雖然男女兩性的自殺率都上升了， 但2015 年自殺的12歲至14歲女孩人數是2007 年的三倍，男孩則為兩倍(見圖4.11)。雖然青少男的自殺率仍然比較高(可能因為男孩的自殺方式致死率較高)，但女孩的自殺率已經開始逐漸逼近。
就自殺這樣的結果來看(一條年輕、寶貴的生命就這樣走到終點)，上述的增加趨勢確實令人極度擔憂。自殺率的增加也令人意外， 因為有越來越多美國人在服用抗憂鬱藥物(2016年的比率為十分之一，是1990 年代中期的兩倍)。
抗憂鬱藥物用於對抗重度憂鬱症(與自殺關聯最密切的憂鬱症類型)特別見效，不過雖然有這種藥物，卻還不足以遏止青少年自殺率的增長(發生時間點約與智慧型手機開始普及的時候重疊)。智慧型手機是不是禍首還不能確定，但時間點相當可疑。隨著自殺的青少年人數多了一倍，我們顯然需要有所作為。
加州理工學院大三學生布萊恩．葛的父母表示，布萊恩曾經寫電子郵件向大學心輔中心的諮商師求助。他與女友分手之後，不確定自己還有沒有「繼續活下去的意志」。諮商師告訴他，最近幾天內都沒辦法跟他約諮商時間。不久之後，布萊恩自殺身亡。
加州理工學院駁斥了這項說法，堅稱布萊恩否認了自己一直有自殺念頭。儘管如此，該案例還是突顯了一項全美國共通的問題：在心理健康支援方面，大學校園的資源往往並不足夠。常有很多人大排長龍等著看心理治療師，但由於預算削減，求助的學生人數雖然增加，輔導人員卻減少了。
許多院校的心輔中心還會限制學生諮詢校內治療師的次數。杜蘭大學的學生謝法莉．阿羅拉用完學校允許的十二次校內心理輔導療程後，輔導室給了她一份校外心理治療師的名單。她說： 「但是我沒有車。」她向學校請了一個學期的病假後，曾企圖自殺，幸好沒有成功。
高中學生及家長因心理問題求助的比率，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1983 年，(在監測未來調查中)只有4% 的12 年級生在過去十二個月曾因心理或情緒問題尋求專業人員協助。這個數字在2000 年來到8%(增加一倍)，2015 年再上升到11%。
因此，心理健康專業人員的接案數比過去還高，而且很有可能還會持續增高。相關從業人員有必要做好準備，迎接不斷增加的i 世代個案。
年輕族群如果不尋求幫助，將出現更嚴重的問題。i 世代已經開始在大學報刊上大聲疾呼，呼籲大眾更加正視心理疾病，並減少這類疾病的汙名。羅根．瓊斯投稿給猶他州立大學的學生報紙，他在文中表示：「令我擔心的是，任何關於情緒健康的討論，似乎總是夾帶對這項議題的不理解⋯⋯看心理治療師仍然是一種忌諱⋯⋯心理問題很容易被當成只是某種形式的不安，不用特別處理，所以沒有人想被貼上小題大作的標籤──沒有人願意接受診斷。」
庫柏．隆德也在《奧克拉荷馬報》(Daily Oklahoman)投書指出，憂鬱症到現在仍然備受汙名化，而且並未獲得妥善治療。他承認：「如果我覺得自己可能得了癌症，我會趕快去看醫生，但當初我覺得自己得了憂鬱症的時候， 我花了四年才終於決定去看精神科醫師。」
針對心理健康問題提供協助固然至關重要，但如果能在憂鬱和焦慮出現前就加以預防，當然更好。為了做到這點，不妨預先了解這些心理健康問題的元凶。雖然有些人具有容易焦慮、憂鬱的遺傳體質， 但心理健康問題突然增加，說明了一件事：問題顯然不只出在遺傳。
近年來的研究發現也證實了這點──遺傳和環境因素會交互作用。先天較容易憂鬱的人，只有身處某些環境才會真正開始憂鬱，例如，睡眠不足就與憂鬱症有關。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見，青少年的睡眠並不足夠，這可能是導致越來越多青少年憂鬱的原因之一。親身社交互動的減少和智慧型手機的興起，則可能是另一項原因。
換句話說，想改善心理健康，其實有一個簡單又不用花錢的方法：放下手機，找其他事情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