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還記得邱小妹妹入院的主因，「家庭暴力」一個聽來不陌生的名詞，不是嗎？在你我的周圍，許多人都見過、聽過或經歷過「家庭暴力」的場景，你我之中，有的人或許還扮演過救援者、旁觀者、受暴者、施暴者等角色。
然而，不容諱言的是：多數人、在多數時候還是會把「家庭暴力」看成「家務事」，是家庭秘密，是家庭以外的人所不能、也不該干涉的。而且，在一般的經驗與認識裡，人們也習慣地以為：只有一些特別不正常的人會打老婆、小孩或老人，和多數人是無關的。諸多這類似是而非的說法，是阻礙「家庭暴力」被當成公共議題對待的主要原因。
在台灣的社會，以孩子為中心的論述似乎已逐漸蔚為主流，但事實上我們以成人的眼光和社會的主導價值而形成的「一切為孩子好」的相關論述，隱藏了許多深層的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值得做進一步的剖析。
從最近的輿論事件看來邱小妹妹事件沒那麼快落幕，而其中的醫病關係將矛頭指向仁愛醫院的神經外科總醫師－林致男醫師，指責他未親自為邱小妹看診，但是如果真的親自看診，是否會改變邱小妹轉診的命運，答案誰能給？
家暴問題、自殺事件、因失業走上絕路的新聞在台灣接二連三的發生，甚至還有全家集體尋短的慘劇，讓我們這些有兒有女的小市民看了格外難過，不是嗎？為什麼我們不去找出社會生病的真正病灶是什麼？∼問問讓每位小朋友都能有免去『家庭暴力』的陰影，才是這個事件引爆出來的真凶，不是嗎！醫療體系的陳痾固然要改，但這樣的本末倒置的指責培養不易的醫師，能改變下一個可能的Ｘ小妹或Ｙ小弟的未來命運嗎？
還記得當時膾炙人口的「鄧如雯殺夫案件」，讓多少人看到家庭暴力的可怕？也進一步引發婦女團體更積極投入反婚姻暴力、反家庭暴力工作。如今，「家庭暴力防治法」在台灣全面實施已屆六年，這一路走來∼最重要的是呼籲為人父母者讓孩子成為正式標示著「法入家門」，要終止所有隱身在家庭這個「保護傘」內的暴力！除了養兒育女及教養孩子的知識外，家庭暴力問題對孩子有不良的影響，更可能使大人誤觸法網。
能否防止加暴，靠的是「運氣」嗎？
民國87年6月24日，「家庭暴力防治法」在立法完成、實施之初，不僅家暴受害者開始學習用這套法律來保護自己，司法實務界、警察、社工、甚至醫界也要適應家暴法帶來的新觀念、新措施，因此，其實施成效也會因遇到不同的人而有不同的際遇。
家暴法的通過，不必然代表家暴防治的落實，因此，對於許多關心此議題的團體而言，對於家暴法實施後成果的觀察、對於相關主責機關的監督，甚至若有需要，法的內容真的不夠完備，修法也正是下一階段工作的開端。
家庭暴力常常潛伏在社會最幽暗的角落，在外界關懷與法律鮮少進駐的領域—「家」。社會對家的想像，通常是幸福、美滿的表徵，大家似乎也預設，其中的風暴衝突會自然調解消弭；因此，婚姻暴力的受害者往往處於孤立的狀況，少有人伸出援手；而願意伸出援手、挺身對抗家庭暴力的人，更可能面對極大的社會壓力。
從報章媒體或新聞探索的節目中，我們也常常看到這類的問題！但是有誰在報導結束之後還會繼續追縱個案？從「邱小妹妹事件」我們看到的也是令人憐憫痛心的受暴經驗分享，針對這樣的家庭暴力受害者處境所做出的省思與回應，卻完全反映在第一線與之肉搏的醫生群中，根據內政部統計，自民國88年7月至91年12月，計有64,000餘件的家庭暴力開案件數，若以每個家庭平均有一名孩子來估算，在這段期間內至少有64,000名目睹家庭暴力兒童，需要社會關注。
或許有人以為兒童在家庭暴力事件中並非直接的受害者，事實也是如此，但是從另一個學習的角度來看，久處於暴力的環境中，兒童心理所受的壓力及創傷的嚴重程度不亞於直接的受害者。
下一個重要的工作，監督恐懼、落實回應、省思關心
如果家暴法真有「保護功能」，為何仍有許多婦女和孩子寧可躲在暗夜中默默哭泣卻不願求助？如果社工員的專業受到足夠的肯定，為何當社工員做了家訪，寫了評估報告，卻還有受暴子女在法律的裁判下必須回到令她�他恐懼的家？如果家暴法受到尊重與重視，為何受暴者可無視法院強制接受治療或輔導的宣告，對這些處遇計畫不理不睬，甚至嗤之以鼻？醫療人員缺乏專業訓練，醫學院沒有教、專業養成過程沒有重視。婦保工作很難只是建立流程，參與簡短訓練就可以施行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不僅是制度的建立，工作人員的專業態度養成更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當家庭成員遭受到家庭暴力或威脅時，對受害人提供必要之門診醫療及心理支持，使其儘快走出家庭暴力之陰影，重新出發開創新人生，而對加害人也能提供特別門診，期待與加害人一起尋找暴力之行為模式及根源，找出適當之情緒管理方法，使得家庭無暴力，恢復家庭原有之生活品質，在缺乏社區防治網絡的情況下，是不是應該在成為全國新聞焦點的路上先「停」、「看」、「聽」。對許多問題探討嚴重失焦，那些在「暴力家庭」中被遺忘的角落，是否隱藏更多值得我們關心的工作。
然而，不容諱言的是：多數人、在多數時候還是會把「家庭暴力」看成「家務事」，是家庭秘密，是家庭以外的人所不能、也不該干涉的。而且，在一般的經驗與認識裡，人們也習慣地以為：只有一些特別不正常的人會打老婆、小孩或老人，和多數人是無關的。諸多這類似是而非的說法，是阻礙「家庭暴力」被當成公共議題對待的主要原因。
在台灣的社會，以孩子為中心的論述似乎已逐漸蔚為主流，但事實上我們以成人的眼光和社會的主導價值而形成的「一切為孩子好」的相關論述，隱藏了許多深層的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值得做進一步的剖析。
從最近的輿論事件看來邱小妹妹事件沒那麼快落幕，而其中的醫病關係將矛頭指向仁愛醫院的神經外科總醫師－林致男醫師，指責他未親自為邱小妹看診，但是如果真的親自看診，是否會改變邱小妹轉診的命運，答案誰能給？
家暴問題、自殺事件、因失業走上絕路的新聞在台灣接二連三的發生，甚至還有全家集體尋短的慘劇，讓我們這些有兒有女的小市民看了格外難過，不是嗎？為什麼我們不去找出社會生病的真正病灶是什麼？∼問問讓每位小朋友都能有免去『家庭暴力』的陰影，才是這個事件引爆出來的真凶，不是嗎！醫療體系的陳痾固然要改，但這樣的本末倒置的指責培養不易的醫師，能改變下一個可能的Ｘ小妹或Ｙ小弟的未來命運嗎？
還記得當時膾炙人口的「鄧如雯殺夫案件」，讓多少人看到家庭暴力的可怕？也進一步引發婦女團體更積極投入反婚姻暴力、反家庭暴力工作。如今，「家庭暴力防治法」在台灣全面實施已屆六年，這一路走來∼最重要的是呼籲為人父母者讓孩子成為正式標示著「法入家門」，要終止所有隱身在家庭這個「保護傘」內的暴力！除了養兒育女及教養孩子的知識外，家庭暴力問題對孩子有不良的影響，更可能使大人誤觸法網。
能否防止加暴，靠的是「運氣」嗎？
民國87年6月24日，「家庭暴力防治法」在立法完成、實施之初，不僅家暴受害者開始學習用這套法律來保護自己，司法實務界、警察、社工、甚至醫界也要適應家暴法帶來的新觀念、新措施，因此，其實施成效也會因遇到不同的人而有不同的際遇。
家暴法的通過，不必然代表家暴防治的落實，因此，對於許多關心此議題的團體而言，對於家暴法實施後成果的觀察、對於相關主責機關的監督，甚至若有需要，法的內容真的不夠完備，修法也正是下一階段工作的開端。
家庭暴力常常潛伏在社會最幽暗的角落，在外界關懷與法律鮮少進駐的領域—「家」。社會對家的想像，通常是幸福、美滿的表徵，大家似乎也預設，其中的風暴衝突會自然調解消弭；因此，婚姻暴力的受害者往往處於孤立的狀況，少有人伸出援手；而願意伸出援手、挺身對抗家庭暴力的人，更可能面對極大的社會壓力。
從報章媒體或新聞探索的節目中，我們也常常看到這類的問題！但是有誰在報導結束之後還會繼續追縱個案？從「邱小妹妹事件」我們看到的也是令人憐憫痛心的受暴經驗分享，針對這樣的家庭暴力受害者處境所做出的省思與回應，卻完全反映在第一線與之肉搏的醫生群中，根據內政部統計，自民國88年7月至91年12月，計有64,000餘件的家庭暴力開案件數，若以每個家庭平均有一名孩子來估算，在這段期間內至少有64,000名目睹家庭暴力兒童，需要社會關注。
或許有人以為兒童在家庭暴力事件中並非直接的受害者，事實也是如此，但是從另一個學習的角度來看，久處於暴力的環境中，兒童心理所受的壓力及創傷的嚴重程度不亞於直接的受害者。
下一個重要的工作，監督恐懼、落實回應、省思關心
如果家暴法真有「保護功能」，為何仍有許多婦女和孩子寧可躲在暗夜中默默哭泣卻不願求助？如果社工員的專業受到足夠的肯定，為何當社工員做了家訪，寫了評估報告，卻還有受暴子女在法律的裁判下必須回到令她�他恐懼的家？如果家暴法受到尊重與重視，為何受暴者可無視法院強制接受治療或輔導的宣告，對這些處遇計畫不理不睬，甚至嗤之以鼻？醫療人員缺乏專業訓練，醫學院沒有教、專業養成過程沒有重視。婦保工作很難只是建立流程，參與簡短訓練就可以施行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不僅是制度的建立，工作人員的專業態度養成更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當家庭成員遭受到家庭暴力或威脅時，對受害人提供必要之門診醫療及心理支持，使其儘快走出家庭暴力之陰影，重新出發開創新人生，而對加害人也能提供特別門診，期待與加害人一起尋找暴力之行為模式及根源，找出適當之情緒管理方法，使得家庭無暴力，恢復家庭原有之生活品質，在缺乏社區防治網絡的情況下，是不是應該在成為全國新聞焦點的路上先「停」、「看」、「聽」。對許多問題探討嚴重失焦，那些在「暴力家庭」中被遺忘的角落，是否隱藏更多值得我們關心的工作。
